注：出于兴趣爱好本人已将全书翻译完成，且业已详询过格雷厄姆博士，任何翻译发布超过30%的书目内容有可能对作者版权造成影响，因此我会以批注和笔记系列形式，总结书中的一小部分内容。

如已接洽格雷厄姆博士商讨大中华地区版权，需要翻译文稿的话，可以直接联系我。本人正职工作为投行模型分析师，又从事足球战术分析工作十余年，可以较为匹配地驾驭该书中的基本概念与理论。

翻译本书始终是业余工作，如有错漏不妥之处，烦请随时知会修改。

原书作者简介：

伊恩·格雷厄姆博士是体育咨询公司Ludonautics的创始人，该公司主要开发用于预测足球比赛和球员表现分析的统计工具。他是席卷足球界的数据革命的最初设计者之一，2012年至2023年间，格雷厄姆博士在利物浦足球俱乐部担任研究总监，建立了英超联赛中首个内部自主分析足球数据的部门。他曾任职于决策技术公司，担任足球研究主管。他拥有剑桥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

缘起爱德华兹——从热刺到利物浦

译者按：爱德华兹不成功的球员生涯人尽皆知，再度结缘足球之后也并非一上来就执着于数据分析。是格雷厄姆博士和他的团队推进的方向，外加底层数据的进步说服了他。在这之前，他觉得数据分析没有半点意义。

雷德克纳普在那个年代就已经与爱德华兹产生过引援方面的冲突，足以证明对数据的不信任是根深蒂固的。

正如格雷厄姆博士所讲：“让其他人接受一个数学模型的唯一方法就是诚实地解释这个模型，包括它的缺点和优点。”

作者精确地指出了爱德华兹与其他人的不同：他孤傲、自负，但能力上可以包容数据模型与传统的视频分析两方面，这种人其实是不多见的。

关于莫德里奇的这次经历成为了我们理解球员的范例，数据分析定义了我们评估球员的起点，而爱德华兹会对这个起点进行细化。

而亨利，突出一个老奸巨猾。

下面来看这部分原文：

“数据分析都是胡说八道”

哈里·雷德克纳普热衷于将他在朴茨茅斯的视频分析师带到热刺，迈克尔·爱德华兹是他的旧部，自2003年以来一直为朴茨茅斯工作，并于2009年11月成为热刺的视频分析主管。他还将负责俱乐部与我的老东家决策技术公司的关系，老实说，我对这一任命的前景无感。热刺董事会拍板决定雷德克纳普不需要了解数据分析和决策技术，而我以为爱德华兹是雷德克纳普的忠实支持者，与他的第一次会面几乎让我最坏的担忧变成现实。

热刺的训练基地一向寸土寸金，与爱德华兹的第一次会面是在一个寒冷、灰暗的十一月天，地点是青训营使用的通风教育室里。

“很高兴见到你，迈克尔。”我说。

他不冷不热地回答道：“我的朋友通常叫我埃迪。”在训练中心，昵称的默认规则是姓氏的第一个音节加上字母‘Y’。爱德华兹当时身着热刺训练套装，这是视频分析师的标准制服。他个子很矮，身材瘦削， 戴着一副比我的还厚的眼镜，这些奇怪的装扮之上还顶着一个尖刺发型。爱德华兹后来告诉我，当桑德兰的教练米克·麦卡锡在弗拉顿公园看到他时直呼：‘见鬼了，这不是杰德沃德吗？（注：英格兰著名的双胞胎组合，拥有时髦的发型。）

一些青训球员离开后，我们开始坐下来谈话。当我打开笔记本电脑时，爱德华兹开门见山：“足球中的所有数据分析都是胡说八道，不是吗？”

我很快发现他这种行为很典型，爱德华兹咄咄逼人，直言不讳，并且特别喜欢揭穿他所认为的歪门邪道。他曾是彼得伯勒青训营的一员，但由于被认为太矮而无法在职业比赛中成功而被迫终止球员生涯。在获得信息学学位并尝试教授相关课程（一个他显然不适合的角色）后，他接受了一位朋友的工作邀请，这位朋友在Prozone工作，这是足球界第一个真正的数据公司。

Prozone在足球场安装了摄像机，并用家用录影技术录制每场比赛。每场比赛结束后，录像带会被送到公司在利兹的办公室，在那里，这些录像带会被仔细地转录成初版的“跟踪数据“，记录所有球员在球场上的瞬时坐标。在朴茨茅斯，爱德华兹的工作包括每场比赛向教练组提供统计报告，但问题是他认为这些统计数据是胡扯。

在当时的环境下，他的看法是对的。

首先，教练们并不关心统计数据；其次，这些统计数据并没有反映出他认为的对比赛重要的内容。其实在开发我的控球价值模型（Possession Value Model）时，我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例如，传球成功率就毫无意义——如果所有传球都是回传给守门员，那么成功率达到100%是很容易的。那些击穿防线产生实质影响的传球本质上是有风险的，而进行这些传球的球员传球成功率要低得多。’

Prozone的主要用途是物理数据——球员跑动距离有多远，进行了多少次冲刺等等。这些数据对训练计划有一定的帮助，但与球队成绩却没有太大关联。在职业圈内，它被用作一种激励工具，教练会借此来批评球员懒惰不够勤奋。后来朴茨茅斯的球员摸透了，如果他们的跑动距离较低，他们会立即开始钻系统的空子。比如当球出界了，球员就冲向边线去发界外球。

鉴于这些使用数据的经验，爱德华兹的怀疑并没有什么出奇。我开始向他解释控球价值模型。从防守转向控球，控球价值上调；把球向前推进，控球价值上调；越接近对手的球门，控球价值上调的幅度越高。相反地，失去控球权，控球价值就会下降。我以为我有所进展，但爱德华兹依然在说，“这不就是胡说八道吗？你无从判断球员在那时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向后传球可能是他最好的选择。”

让其他人接受一个数学模型的唯一方法就是诚实地解释这个模型，包括它的缺点和优点，所以我承认我们无法直接从数据中看到球员承受了多大的压力。数据确实是对比赛的不完整的视角，它没有捕捉到一些爱德华兹认为重要的东西，但它确实一致地（尽管不完美地）记录了每场比赛中每个球员的每一个动作。

迪恩·奥利弗，《纸上篮球》的作者，我认为体育数据领域的精神先驱之一，他在这个话题上有过精彩的评述。“一个好的球探，或者一个好的分析师，他们会告诉你去看单场比赛，通过眼睛比通过数据看比赛更有意义。但问题是，通过数据却能起到掌控所有比赛的作用。它们能看到所有的细节，能让你了解很多背后的故事。而观看录像和现场观赛，则会为数据已经提供的内容加以完善。”

这是爱德华兹慢慢接受的观点，但在第一次见面时我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次残酷的会议开了三个小时，期间我被爱德华兹用口吐芬芳式的语言吊打，并被大声告知我工作的诸多缺点。开发会之后，我有些不安地坐在热刺训练基地的停车场里，试图整理我的思绪。我记得当时我打电话给我的老板亨利说：“我觉我们不会再和热刺合作了。他们的新视频分析师根本不相信数据。”

谢天谢地，我错了。

热刺在球场上的表现不断提升，在爱德华兹无休止的挑剔推动下，我改进了我们的控球价值模型。我的同事马克·拉瑟姆开发了一个模型，用来理解球员在球队中的位置角色，因此我们也有了一种在转会市场上识别热刺感兴趣的球员风格的方法，并且可以判断他们对比赛结果的影响。

在埃迪身上，我们有一个相信并理解我们模型的倡导者，他也理解这些模型的优缺点，而他的梯队足球生涯，使他对我们捕捉得好的和不好的方面都有强烈的看法。有一个球员引起了我们的意见分歧，那就是莫德里奇。根据我们的系统，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年轻进攻型中场球员——只不过不是顶级，而这与埃迪认为他是队中最好的球员的观点不一致。当来自欧洲其他联赛对莫德里奇提供的报价越来越高时，我们的意见是，如果有合适的替代者，热刺应该考虑出售他。而爱德华兹不同意这个建议。

我们回顾过去，现在我们已经知道那些早期模型中缺少不少要素，爱德华兹是对的，而我们是错的。莫德里奇的盘带和传球看起来不错，但并不算世界级，而爱德华兹可以通过视频详细观看每场比赛，看到莫德里奇在非常狭小的空间内传球、接球和摆脱，并且经常为他的球队缓解压力，而这方面的信息很难从当时的数据中获取：当时还没有直接收集这些数据的公司。

关于莫德里奇的这次经历成为了我们理解球员的范例，数据分析定义了我们评估球员的起点，而爱德华兹会对这个起点进行细化。在大多数情况下，模型和他的观点是一致的，但在特殊情况下，比如莫德里奇，爱德华兹会认为某个球员就会与模型评分存在偏差。

2010年夏季转会窗口考验了我们改进工作的能力。雷德克纳普摇滚型的比赛风格需要攻击手，我们有一个四人的候选名单：利物浦的瑞恩·巴贝尔，维冈的查尔斯·恩佐比亚，埃弗顿 的史蒂文·皮纳尔，以及一位效力于皇家马德里的荷兰球员：拉斐尔·范德法特。他是一名出色的进攻型中场球员，在2008年转会到西班牙之前是汉堡的核心球员，而在马德里，他是一个边缘球员，两赛季只首发了31场联赛，并且在他首发的比赛中通常会被换下。除范德法特之外，候选名单上的其他球员都有丰富的英超联赛经验，这是英超联赛教练们所喜爱的，这一点也在市场上被相应定价，造成了转会费的大幅溢价。

范德法特在西班牙表现出色，尽管他不是常规首发，而他在德甲联赛中也表现出色。其他三选项都是优秀的英超联赛球员，但根据我们的模型，范德法特显然是最佳选择，爱德华兹也同意这一点。他在截止日的最后一刻签约热刺，这让我欣喜若狂。他在热刺的开局非常出色——在白鹿巷的两个赛季里，他超出了我的预期，甚至比他在马德里时表现得更好。但雷德克纳普并不喜欢他，范德法特不是他做出的选择，而这似乎比摆在眼前的事实还要重要。如果范德法特不是如此才华横溢，我认为雷德克纳普会直接把他排除出大名单。有趣的是，尽管范德法特是数据帮助签约球员的一个早期例子，但他本人并不喜欢统计数据。他最近接受采访时说：“‘数据人’需要尽快离开足球界。否则我将在三年内停止观看足球，我不开玩笑。”

那个夏窗还有其他亮点，比如推荐签下·阿德巴约和留下沃克，但也有不尽如人意的时候，比如错过了当时效力于不莱梅的272。站在今天，我们很难想象15年前的数据其实并不容易获得，英超联赛俱乐部对外国市场的了解也远不如今天。我们能提供的，就是一本对优秀球员的粗略指南，但依然为热刺在识别潜在转会目标方面提供了领先优势。尽管如此，当时热刺的许多外援签约——莫德里奇、帕夫柳琴科、戈麦斯、桑德罗——都是从尚未有详细数据的联赛中签下的。事实上，范德法特是唯一一个来自非英国俱乐部的数据驱动型签约。

回顾我在热刺的经历，我们的模型确实做出了一定贡献。决策技术公司的建议在帮助热刺在“英超四强”变成“英超六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曼城也是如此。在2009/10和2011/12赛季，俱乐部都获得了第四名，达到了当时历史上英超联赛中的最高排名和积分。他们首次获得了冠军联赛的资格。从1992年到2008年，热刺是英超联赛中游球队，平均每赛季 积分为51分。在与决策技术的合作过程中，他们提升到了欧冠水平，2008年至2019年间平均每赛季获得69分。就我自己而论，我负责热刺的项目直到2012年，而结果的统计上并没有那么显著——他们在2008年至2012年间平均每赛季获得63分。但要注意到，这种提升是通过低净转会支出实现的，在那些赛季中，热刺在转会市场上高抛低吸，他们的五年净支出仅为联赛第七低，低于斯托克城和阿斯顿维拉的净支出，仅比桑德兰高一点。热刺的工资总额也远低于他们的冠军联赛对手。

热刺的成功取决于很多因素：雷德克纳普对球队的领导，列维的财务管理技术和俱乐部的运营，以及爱德华兹的专家级视频分析。决策技术公司的工作也发挥了作用，我们通过推荐优秀的签约，建议俱乐部保留其最佳球员，并引导俱乐部远离有问题的签约，从而帮助热刺提高了胜算。在热刺的工作是有回报的，但作为第三方，我经常远离俱乐部的实际决策。

我认为热刺对我们的工作感到满意。但我感到非常沮丧，尽管为一家大型英超联赛球队提供建议令人兴奋，但我对决策的制定方式或原因知之甚少。有时我们的建议被采纳，有时则没有，决策本身就是个黑盒子，我什么原因都不知道。我相信我们可以为决策制定过程做出更多贡献，但热刺始终与决策技术公司保持距离。很快，另一个因素加剧了我的沮丧：爱德华兹离开了。

爱德华兹曾在朴茨茅斯与雷德克纳普及其教练团队密切合作多年，但在范德法特签约后，他们的关系有些恶化。2010年，哈利就这个问题质问爱德华兹：“范德法特，范德法特，范德他妈的法特。他是你签的，埃迪，不是我买的。”哈利的教练们也插话道：“这种数据分析都是胡扯。你知道这些都是胡说八道，为什么还用它来主导签约球员？”教练们的抱怨是不公平的，董事会要求爱德华兹阐述我们数据分析工作，并协助他们进行决策制定。他推荐了范德法特，但人可并不是他买的。在这样的环境下，爱德华兹很快就离开了热刺，和他一起离开的还有我在热刺工作的乐趣，也许我也该考虑换个环境了。

美资来袭

决策技术公司与热刺的协议是独家的：我们不允许与任何其他英超联赛球队合作。但我们被允许为其他联赛的球队工作，所以公司派我去传道，宣传关于数据分析的好消息。这个任务失败了，我不是一个很好的推销员，但我确实相信我们所做的工作——有效的数据分析将通过改进决策制定过程，特别是在转会市场上，这样的基础能给球队带来优势。到2012年初，我已经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试图推销决策技术公司的服务，我与德国、法国和美国的俱乐部进行了交谈。一些俱乐部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感兴趣，但不知为何，他们并没有准备好与我们签合同。而热刺已经开始享受一点数据分析的红利，但显然这个故事还不足以让其他球队排队等候我们的服务。

与此同时，芬威体育集团（FSG） 当时被称为新英格兰体育投资公司，由约翰·W·亨利领冼，于 2010年10月收购了利物浦。约翰是一位美国亿万富翁，他通过在股票市场上使用统计套利的方法赚取了财富，最初他们是从大豆期货交易开始的。早在2002年，FSG就收购了波士顿红袜队，一支主流棒球队。亨利坚信，比恩和奥克兰运动家队开创的统计方法可以成 功地应用于一支大预算球队。被诅咒的红袜队自1918年以来就没有赢得过世界大赛，但他们新的数据驱动方法证明非常成功。2004年，红袜队赢得了86年来的第一个世界大赛冠军。他们在2007年和2013年再次赢得了冠军。亨利相信同样的方法在足球中也会成功。

当FSG收购利物浦时，我的心沉了下去。终于，英超将有一个俱乐部老板愿意听取我们关于数据分析的论点，并且可能会比热刺更大规模地接受它们，而我不幸的是在决策技术公司工作，该公司与托特纳姆热刺签订了长期独家合同，我不可能服务利物浦。然而，我很快就有了保持希望的理由。希望来自科莫利。2010年底，他被利物浦聘为足球总监。也许他会尝试确保我们可以提供服务。

会见芬威

2012年4月，我从办公室回家。彼时我坐在火车上望着窗外，感到有些沮丧，这时我的电话响了。电话那头是一个熟悉的声音：“你想见约翰·亨利吗？他周四会来利物浦，他想见你。”

2011年11月，爱德华兹被科莫利挖来加入利物浦，担任表现与分析主管，我们一直在讨论是否有办法让决策技术公司摆脱热刺的合同，从而为利物浦工作。现在他打电话来问我是否想见亨利，而我们其实都知道他根本没必要问我，因为我无法拒绝这种机会。

几天后的一天早上我们安排了会议，但由于我的火车在克鲁附近撞上了一张遗留在铁轨上的沙发，我迟到了。看着碎片被从铁轨上清理掉时，我正因为错过如此重要的日程而感到焦虑，这时爱德华兹再次打来电话：

“只是让你知道，达米恩（科莫利）离开了。“

“你是什么意思，他-离-开-了？”

“他已经离开俱乐部了。他不再为利物浦工作了。”

“哦。你还希望我来参加会议吗？会议还在进行吗？”‘

“是的，他们仍然想见你。”

几个小时后，我在科莫利梅尔伍德的办公室里等候。窗户外面是训练场，但当我到达时，训练已经结束了。科莫利的存在没有留下任何痕迹，随后，爱德华兹、亨利和汤姆·沃纳——利物浦的主席——走了进来。沃纳，一位美国电视制作人，浑身散发着娱乐圈的温暖。“你好吗？见到你真是太好了。我们非常高兴能听听你的工作。”

相比之下，亨利什么也没说，沃纳和爱德华兹坐下了，我也坐下了，亨利就在那站着，一言不发。他和沃纳之间的强烈对比令我不安，如果有一个比赛沉默的世界杯，亨利至少会进入半决赛。

最终，在我们彼此交换完看法之后，他仍然站着，把双手放在桌子上向我略微倾斜，直视着我慢慢讲到：“伊恩，有一点我强过你，不对，应该是这一点上我大大强过你，一个巨大的优势。”

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段信息。只能干巴巴回答道：“呃，好吧。”

“我的信息优势完胜于你，因为我知道你是利物浦的球迷，我知道你会来为我们工作。”

利物浦那段时间的历史并不愉快。美国商人汤姆· 希克斯和乔治·吉列特在2007年买下了俱乐部。球场上的成绩急剧下降，新任教练霍奇森的保守策略加剧了这一情况。场外，由于希克斯和吉列特的杠杆收购所造成的债务，债权人迫使他们出售俱乐部。2010年10月，亨利和FSG以3亿英镑的价格买下了俱乐部。

现在是2012年4月，亨利向我提供了我梦寐以求的工作。我当时并没有立即同意为俱乐部工作，但亨利早已手拿把攥，知道我会加入利物浦。爱德华兹本来想引入决策技术公司，但苦于他们与热刺的独家合同问题，最终他选择了直接但优雅的解决方案——让利物浦直接雇佣我。

会议突然结束——当时还有更多的聘用和解雇工作要做。亨利和沃纳走出了办公室，爱德华兹需要陪同他们几个小时，但会在午餐时回来。我独自留在科莫利的旧办公室里，打开笔记本电脑，试图做一些工作，但根本无法集中注意力。BBC体育网站的头条新闻是关于利物浦的动荡——一些有经验的职员已经被解雇了，而我处在风暴的中心。爱德华兹终于在下午5点出现，招聘和解雇工作完成了，他的一天比我的忙得多。

扫描关注六贤旗一角，获取更多树洞消息

三连一下，一起吐槽